本来想悄悄去广州，不惊动任何朋友，可以自由而且专心地，用行脚去感受广州的老城氛围。没有想到，一个不小心，反倒变成一个华人世界举世皆知的事件。几天来，温暖的关心电话和邮件从美国、欧洲、马来西亚、香港、台湾、中国各个城市包括新疆和蒙古，不断进来，倒叫我觉得惭愧，但又不能因此希望自己「伤」得更重，以担得起朋友和读者的爱惜。

  我开始回想那个关键的时刻：单身女子，背着背包，背包在后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摊开地图。

  这是一个国际「傻根」形象。那个街口不必是在广州老城，也可以是罗马喷泉，莫斯科红场，华沙广场，法兰克福火车站大道。以那样大方不设防的架势，往任何一个城市中心一站，对于那个城市里活跃于灰色空间的人而言，怎么说都是一种挑衅或邀请。所以我的遭窃绝不足以被解释为「中国特色」。

  但它是不是「广州特色」呢？

  事情发生了之后，集体的「口述历史」就打开了。一桌五个广州市民，四个人有被偷被抢的经验，而且每一个人都是多次，先讲亲身经历：被摩托车撞，被小刀割，人怎么欺身而上，怎么抢了就跑……然后再叙述发生在亲友身上的：两岁的孩子的妈，护着包，以致于整只手被砍断。愈讲，恐怖的细节愈多，我听得两眼发直，开始觉得：自己真是个好命的人啊，可喜可贺。

  回到香港，香港人说，唉呀唉呀，你怎么会想到一个人跑去广州？广州啊，我们男人都要成群结队才敢去的。香港的大陆人说，怎么你还没学到呢？在这边，背包背在后面，一过边境，背包要背在前面。

  我一边奔波于银行和移民局之间，一面读到广州官员的反应。省政协委员以「龙应台遭窃」案询问广东省公安厅长梁国聚对于治安有何对策，梁国聚说，广东一亿多人口，只有十三万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问题。

  公安厅长的谈话倒是坦率，于是我开始算，照厅长这么说，在广东省，每一个警察要服务846个市民。台北总共有7702个警察，也就是每一个警察要照顾341个台北人，而香港有32986个警察，一个警察服务207个港人。柏林的一个警察只要管好130个柏林人的安全。如果算工资，香港的警察工资会是广东和台北警察的好几倍。

  以这样的制度和物质条件来看，梁国聚的自我辩护不算错。香港警察的效率和他背后的制度之间，不论是管理结构上的还是经济上的，有一个明确的因果关系。知道了这个数据，对中国警察便不忍苛责，可是，这是现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譬如说，那846个人是否真正得到一个警察的服务？虽然警力微薄，警察的办案效率，服务品质，以及廉洁程度，和台北、香港的警察比起来如何？警察背后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体社会问题的连结与呼应，又如何？

  我收到很多大陆读者的来信，譬如这一封：

  看到您被窃的新闻，身为大陆人除了感到丢人和羞耻、向您表示歉意和慰问。

  其实，您遭遇的是许多大陆中国人都遭遇过的事。自从我父亲在公交车上被偷（他带着钱去医院开白内障，交费时才发现医疗费全没了），我乘车时，总是睁大双眼，随时戒备，一分钟也不敢放松。我知道您不喜欢做「贵宾」，可是要做一个普通的大陆人，必须小心！记住这里是中国大陆，不是香港，不是台湾，更不是德国！只要腐败依然存在，只要贫富分化还在加距，只要体制不变，一切仍将继续。

  那样温柔敦厚的一封信，而同时又把问题看得那样冷透，令人不安。

龙应台 　(20050128)

转载自中时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