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去世了，我是看报才知道的，他和我当年是大学商学系的同班同学，毕业以
后，两个人都成了亿万富翁。

我们常常见面，有的时候也免不了会互相吹捧一番，毕竟有亿万家产的人也不多
。老王说我和他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我们对数字非常敏感，因此我们会感
觉到美国利率可能涨，澳洲币值可能跌，我们更会知道我们设厂的时候该投多少
资金下去，该向银行贷多少钱。说实话，这些事情，多少要靠一些天份，我常看
到一些人雇用了大批所谓的财务专家，使用了大批的电脑程式，我和老王就凭我
们的经验和直觉，轻而易举地打败了这些号称专家所用的电脑。

老王最近很少和我们见面，听说他已失去兴趣赚钱了。我仍在忙自己的事业，没
有时间去问他是怎么一回事。

老王的追悼会由他儿子办的，我和我太太坐定以后，发现礼堂的第一排留给家人
坐，后面的两排却写了“恩人席”，我左想右想，想不通老王有什么恩人，像他
这种赚大钱的人，该有个 “仇人席” 还差不多。典礼开始以前，一辆校车开到
了，几位老师带了一些学生下车，老王的儿子赶紧去招待，令大家不解的是：这
些老师和学生大刺刺地坐进了恩人席。

谜底终于解开了，追悼会中最有趣的一段，是老王生前的录音，他在病榻之上，
将他晚年的故事录了下来，我现在就我的记忆所及，将老王的叙述记录如下：
“一年以前，我有一天在台北街头等路灯变绿，忽然发现一个小孩子糊里糊涂
地穿越红灯，一时交通大乱，一连串汽车紧急煞车的声音，将那个小孩子吓坏
了，可是他好像仍要往前走，我只好冲上去将他一把拉了回来。孩子紧紧地拉着
我的手不放，我问他名字，他说了，可是问不出来他家在那里，我和我司机商量
的结果，决定带他到附近的派出所去。

派出所的警员告诉我，有一所智障中心曾打电话来，说他们有一个智障的孩子走
失了，他们有他的名字，比对之下，果真是他，我打了电话去，告诉负责人孩子
找到了。那里的人高兴极了。孩子仍拉着我的手不放，我反正没有事做，决定送
他去。

我从此变成了这所智障中心的座上客，我常去智障中心，也是出于自私心理，我
们这种有钱人，一辈子都对别人疑神疑鬼，有人对我好，我就会怀疑他是冲着我
有钱来的，惟独在这所智障中心，孩子们绝对不知道我是何许人也。最令我感到
安慰的是，中心的老师们也把我当成普通人看，去中心做义工的人不少，很多人
显然认出了我，可是谁也不大惊小怪。

我发现这所智障中心虽然有政府的补助，可是开销极大，因为要请很多老师的原
故，我决定送一笔钱给他们。没想到那位负责 人不肯拿这么多钱，他说需要钱的
公益团体非常多，他的原则是不要有太多的钱，因此他只肯收一半，他劝我将另
一半捐给别的团体去。 对我来讲，这是第一次知道有人会感到钱太多，我过去从
来没有这种想法。

有一天，有一个小孩快乐地告诉我，他们种的盆栽都卖掉了，我顺口问他，每盆
多少钱？这个小子居然说“一块钱”，旁边的一个老师很难为情，他告诉我，这
些孩子的智商都在四十左右，大概是幼稚园程度，他说很多智障的孩子一脸聪明
像，有时看不出有任何问题，最好测试的方法就是问他有关数字的问题，不相信
的话，可以问他年龄，果真这孩子说他现在三岁。那位老师又说“王先生，并不
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对数字有观念，这个孩子固然对数字似乎一窍不通，就以我
们这些人，其实也都不知道怎样赚钱。人家捐来的钱，我们只会放在银行里”。


当天晚上，我的总经理给我看我们最近的业绩，我在一个月之内，又赚了几百万
台币，我赚了这些钱有何意义﹖我开始怀疑起来。对一个没有什么钱的人来讲，
赚钱可以增加安全感，对我而言，可说是毫无意义。像我这种年纪的人，还要不
断地再赚几百万，居然有人说我对数字有概念，我觉得我对数字才真是毫无正确
的认识，赚了这么多钱，还要拼老命赚钱，我觉得我和那些智障儿，其实没有什
么不同。

我惟一的儿子很有出息，不需要我的财产，我留了一个零头给他，其余的钱，我
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所有的财产都进入了这个基金会，专门做慈善工作。当年我
从社会上赚的钱，又回到了社会。我自认我现在对数字有正确的看法了”。

追悼会完了以后，我和我太太走回汽车，车上的大哥大响了，我的总经理很高兴
地告诉我，香港的一笔生意成交了，我又赚进了一千万。

车外是个万里无云的大好天，我忽发奇想请司机停车，太太被我拉下了车，我要
和她轻松地找一家饭馆吃午饭，我和太太找了一家吃牛肉面的地方，老板问我们
吃大碗﹑中碗或是小碗，我们都点了小碗，再加了一盘小菜。 我太太说“老头子
，面只能吃小碗了，钱却要拼命地赚，我问你，我们赚这么多钱有什么用﹖连吃
都吃不下了” 我不理她，她知道我要怎么处理我的财产，我和老王一样，对数字
都有正确的认识，我会正确地处理我赚来的钱，钱从那里来，就应回到那里去，
我总不能被人笑成了智障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