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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表情[散文][分享] 在尘烟漂浮之间
一九七九年秋天,我瑟缩地站在罗斯福路三段的马路上,望着街车的流动,惶惶然,不知该如何启步:这就是台北了,我即将并且相信是要短暂寄旅的都市。那些呼啸而过的车子,夹杂着排放的废气,仿佛是向着刚刚由大头兵退伍下来的我示威,看你这个乡下来的孩子能在这些尘烟、这些喧噪的漂浮之间漂浮多久。

这是七○年代的尾声了。路旁的木棉开花了没?或者这是不是木棉花开的季节?都已非我所顾虑。站在台北街头,刚从「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无聊军中退伍下来的我,寻思着如何拨开这些尘烟,找到一个可以栖身寄身的所在。

对于台北,我并非完全陌生,在文化学院的四年校园生活中,我也曾经从阳明山下来,从「山顶台北市」下到「盆地台北市」,一探大都会的究竟。然而,那毕竟只是一个穷学生的进城,通常最多的经验是挤公车,搭○南或○东公车,在相异的对街上车,绕行南区或东区一大圈后,下到同一个站名的这街来,就算完成逛街的需求;要不,就是钻到牯岭街、南昌街以八德路的光华商场,与一落落旧书为伍,中或晚餐吃碗阳春面打发掉一天;或者,在晚上下山到士林夜市,吃蚵仔煎,看场电影,就算最美丽的享受了。

这样的学生生活,显然不是真正的台北生活;现在要进入职场了,要做一个必须天天打卡、上班下班的社会人了,我面对着罗斯福路上的车流以及尘烟,忽然感到完全的陌生,对于台北,一个即将告别七○年代的都会。

七○年代末的都会台北,是被高压锅盖盖住的都市,坚固而严密,容不得人喘息。从当年整个台湾的天空来看,就算是晴蓝的天空,我也经常看到悲郁的浮尘弥漫在人们的眉间。前一年的十二月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宣布即将建交,次日蒋经国领导的政府宣布暂停正进行中的增额国代与立委选举,整个台湾栖栖遑遑,民众像蚂蚁一样打转着,在国际局势对台湾不利的热锅上,也在台湾内部来自独裁统治的热锅里。

然后,是这一年党外运动的蓬勃,以及国民党更强烈的压制。在政治事件上,断交、停选、余登发事件、党外侨头游行、桃园县长许信良遭公惩会休职、林义雄发言痛批国民党是叛乱团体、陈婉真发行地下报《潮流》遭扣、中泰宾馆疾风闹场事件,最后是十二月十日高雄美丽岛事件,党外菁英尽遭逮捕。在这一连串令人窒息、却又充满戏剧性的政治氛围中,国民党的高压锅盖一再被蒸腾的民气掀起,旋即又有效地控制住,用悲剧的方式。

台北,作为首都,果然也是烟尘弥漫。在这样的气氛下,我来到台北、踏入社会,当然和读大学时期的心境完全两异。而以这种微觉悲哀、多半愤怒的心境来到统治者也居住着的都会生活,竟使我有着相当不快的感觉。我的台北生活,就由这种不断在其后不断地爆发的党外抗争与国民党镇压之间,跌跌宕宕。

一九七九年,同时也是党外杂志风发的一年。五月底,《八十年代》创刊;继之而起的是《新境界》、《鼓声》、《春风》,然后是八月底创刊的《美丽岛》,这些杂志,成为当时苦闷年代中人民出气的气孔,它们在警备总部查扣、查禁的魔爪下受到人民暗地的欢呼、梦中的拥抱。我的台北市经验,其后我下班后的心绪,整个是在当时的这种愤怒、焦虑、不满中变化。这个充满统治者腐臭气息的都市,不是合于台湾乡下人呼吸的都市。我告诉自己,要早日回乡,回南投的乡下。

我找到了工作,因为朋友的介绍,因为我写的诗。在来到台北的第一天,我循着地址找到「海山卡片公司」,罗斯福路三段八十号,公司的正对面浦城街口街口开了一家「向阳面包店」,仿佛这也是一个隐喻,我在台北找到了我的面包。

跟海山公司的老板谈了约半个小时,就敲定了我的工作,而且必须尽快,两三天内上班,急如星火,而我并未安排住所、单身来北。我在当晚立刻租屋、买棉被,住到了位在武功国小附近的租屋里。

我在海山卡片公司的工作,主要是撰写卡片文案,兼及公司的DM广告和相关企画。整个公司上上下下,除了老板林先生、美术编辑王兄和我三个男人之外,上上下下,全都是女生,其中在学的工读生最多。我的工作,是在当年颇受中小学生欢迎的书卡上「看图填词」,藉供收藏书卡的少男少女欣赏收藏。这样的工作,当然离我的诗创作甚远,也不是我北上就职的理想处所;不过由于工作单纯,倒也让我拥有很多闲暇时间,写诗、办诗刊,并且继续关心当时台湾政治的演变。

在进入卡片公司后不久,中国时报举办的时报文学奖进入第二年,首次增加征求叙事诗的项目。这对我来说,乃是一个工作之余磨砺自己诗艺的机会,因为写作台语诗而自大学时代涉猎台湾史的我,也早有写作台湾史诗的念头,于是每当下班回到租屋,我便开始了以「雾社事件」为题材的叙事诗创作。

那是一九七九年八月吧。夏日赤炎,晚间照样是汗流浃背,混着马达杂音电风搅动着,拧不干手心与身上的汗水。莫那鲁道、花冈一郎,泰雅族、雾社小学校,日本巡佐、飞机、大炮、毒气,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在即将进入一九八○年的台北,写下这发生在五十年前震惊国际社会的少数民族抗暴与军国主义血腥镇压的历史旧事;同时,电视新闻中出现新闻播报员傀儡一样冰冷的声音鞑伐着「共匪同路人」的「党外」,七月二十八日党外联谊会在台中公园前遭到镇暴警察及不明人士「打死共产党」的攻击的施暴,今天回过头去看,这场被称为「台中事件」的冲突,其实已为其后高雄事件的发生做了预警。不过,在当时写作着「雾社」的我的心情中,雾社泰雅族的命运,似乎也已预演了台湾「党外」的命运:

        在残酷的统治下追求所谓正义自由
        多橡树叶!嘶喊着向秋天争取
        翠绿,而后果是,埋到冷硬的土里

我以着悲郁的心情,在雾社事件的演义中,看到台湾民主运动的血泪。

一个月左右,每天下班回来持续地写,终于完成了三百多行的「雾社」叙事诗。我投寄出去,不怀任何信心地,在那样一个高压的年代中,我不敢相信仍然被国民党控制着的媒体、文坛可能接受这样以古刺今的长诗,有得奖的希望。

但我的苦闷显然也已透过这首诗而有所解缚。党外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台湾的土地上展开,「美丽岛」政团隐然成形,蒋经国将如何处置这些向他的统治合法性挑战的「匪徒」,成为我以及战后出生的同年代台湾作家最关切的事。

台北的尘烟,即使入秋,也毫无清净下来的迹象。白天在卡片公司,我写着一些自己觉得可笑的供给无知少男少女用一两块钱就可以消费的卡片词句;夜里,我写一些在那个年代中(乃至今天这个年代中)不值一文一分的台语诗及现代诗。我的七○年代这样过去了,我的八○年代也就这样来临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高雄美丽岛事件爆发。手无寸铁的党外菁英及其支持者在事件后立刻被所有媒体贴上「暴力」的标签;十三日清晨,国民党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经过两个多月全岛瞩目的审讯,共有五十一人遭到起诉,其中八人以叛乱罪交付军法审判。这时已是一九八○年二月二十日。台湾进入了八○年代。

值得玩味的是,本来应该在去年十一月揭晓的时报文学奖,却也延搁到了过完年后才公布。我的「雾社」一诗,以决审委员一票之差,未能获得首奖,列为优等奖。更值得玩味的是,这篇以一票之差成为与其他多篇优等奖诗作并列的作品,在公布排名与刊登次序上,都被列为最后一篇,且直到美丽岛事件完全宣判完了(四月)后才得以刊登出来。

在尘烟满布的台北,八○年代初页,我看到了五十年前雾社事件的那些死去的弟兄,寂寞的灵魂在哭号;声音回荡到八○年代高雄事件这些台湾菁英法庭上的自白,他们真像秋天的树叶一般,向着雾社、高雄,以及更广阔的台湾土地,坠落。这样的伤痕,太深了。我在八○年代亲眼看到政治力在整个台湾的每个角落扬起的污檅,却莫可奈何。写诗,竟成为玩弄隐喻以和心目中的恶龙对决的无聊游戏。

其实,同样是一九七九年冬,几个朋友约集我在高雄创刊了《阳光小集》,在由南部同仁撰写的创刊号序诗中,还有着这样的中国结:

        在阳光季节里,我们
        煮茶当酒
        茶香酒酣之后,痴痴醉醉
        我们痴迷中国泥土的芬芳
        醉握古文化的遗产

在那样的年代中,「中国」的尘烟十分高扬,但高雄事件连着雾社事件,唤醒着我内心深处的某种声音,这样的「序诗」也该被颠覆掉才是。

这年的六月底,因为诗人商禽的推介,我进入《时报周刊》担任编辑工作,离开了与少年书卡为伍的上班生涯,转入主要以中产阶级为消费对象的大众文化媒体中。台北的繁华与浮奢面相,透过这本杂志,更加清晰地摆到我的编辑桌上;台湾的社会,在经过美丽岛事件的强力镇压后,趋于沈寂。倒是酒池肉林的风月场所,笙歌不断。我在编辑之余,行有余力,于是有将《阳光小集》加以改变,朝向批判诗坛、再建诗风的想法。

一九八一年春,《阳光小集》在我的策画下,移来台北编辑,并改版为诗杂志型态推出。从此,这本诗杂志给当年的台湾诗坛带来了种种挑战与话题。在当时肃杀的政治气氛下,我们这一群从台湾土地中生出来的孩子,实则是在跟台北的诗坛主流挑衅,争夺诗的风格,而我确信,总有一天,台湾的诗人不必抱着「中国」,念着黄河,台湾的诗人可以拨开文化的尘烟与迷雾,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开出自己的花叶果实来。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离开《时报周刊》,进入《自立晚报》担任副刊主编,开始了将近六年几乎可说是完全可以施展抱负的副刊编辑生涯;其后,我又由副刊先后转到编辑部、主笔室,担任总编辑、总主笔工作,参与了台湾转捩时期的新闻守门行列。

在副刊的工作中,我试着把<自立副刊>区隔于两报副刊之外,走向本土文化与台湾文学的整建发展;在新闻编辑及评论工作上,我努力于台湾优先观点的形塑与阐扬。整个八○年代的我,以及我的整个八○年代,就是在诗、文学、新闻的场域上,抗拒那些相错而过的尘烟;而且,因为一九七九年冬天的高雄事件,把我带进了政治的思索与生活之中,成为其后我难以回避的工作课题。

在台北,每每想起一九七九年北上时,站在罗斯福路上感到完全陌生,彷徨,想要早日回乡的感觉,不禁也有着莫可奈何的自嘲。我的八○年代,比较起他人,显然丝毫不轻松、不浪漫、不悠游。我的台北生活与台北印象,终究还是处处尘烟,散漫在处处被政治所宰制的八○年代台北市井之中。漂浮,居然成为我对八○年代台北最鲜明的印象。

●1996.05.06. 暖暖 ●1996.05.01.《中外文学》288期



献花 x0 回到顶端 [楼 主] From:台湾中华电信 | Posted:2005-04-27 2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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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引用sharron530于2005-04-27 21:29发表的 在尘烟漂浮之间:
一九七九年秋天,我瑟缩地站在罗斯福路三段的马路上,望着街车的流动,惶惶然,不知该如何启步:这就是台北了,我即将并且相信是要短暂寄旅的都市。那些呼啸而过的车子,夹杂着排放的废气,仿佛是向着刚刚由大头兵退伍下来的我示威,看你这个乡下来的孩子能在这些尘烟、这些喧噪的漂浮之间漂浮多久。

这是七○年代的尾声了。路旁的木棉开花了没?或者这是不是木棉花开的季节?都已非我所顾虑。站在台北街头,刚从「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无聊军中退伍下来的我,寻思着如何拨开这些尘烟,找到一个可以栖身寄身的所在。

对于台北,我并非完全陌生,在文化学院的四年校园生活中,我也曾经从阳明山下来,从「山顶台北市」下到「盆地台北市」,一探大都会的究竟。然而,那毕竟只是一个穷学生的进城,通常最多的经验是挤公车,搭○南或○东公车,在相异的对街上车,绕行南区或东区一大圈后,下到同一个站名的这街来,就算完成逛街的需求;要不,就是钻到牯岭街、南昌街以八德路的光华商场,与一落落旧书为伍,中或晚餐吃碗阳春面打发掉一天;或者,在晚上下山到士林夜市,吃蚵仔煎,看场电影,就算最美丽的享受了。
.......
有时候也要好好的做好
对自己也会比较好啦



^^
献花 x0 回到顶端 [1 楼] From:台湾中华电信 | Posted:2006-10-08 1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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